蒙培元：天人合一

进入专题： 巴尔金 《活原旨主义》 美国 宪法解释 。

基因信息记录表征其个体的独特身体样态，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遗传信息得以存留与表达。但这一学说将胚胎是介于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之间的模糊位置，需要立法者建立法律规则，明确何时或何处可行使何种权能。

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我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但可从对婚姻、家庭的保障中推导得出，《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中也有保障生育权的条款。其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并作出大逆转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其次，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家庭受国家的保护。最后，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持折中说5，认为胚胎从受精开始就存在潜在的人格，主张胚胎应当受到足够的尊重，但又不能得到与自然人一样的道德和法律权利。而二审案由由一审的继承权纠纷变更为监管权和处置权纠纷，二审法院并没有对当事人的诉求给予正面回应，没有解决冷冻胚胎是否能继承的问题。

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双方家庭四位失独老人希望从医院取回冷冻受精胚胎，而医院以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及胚胎处置有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将冷冻胚胎交给其处置。虽然尊重人格尊严之原则获得实证法上的确认，然而其实效性受到法律规定所限，适用范围的相对性导致其需要与其他原则或权利进行协调。[19]现有规定的立足点在于强调公民对国家应尽的纳税义务，具有明显的义务本位和国家主义色彩。

纳税人不仅仅享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获得国家服务的权利，还应当享有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同意权、监督权、诉讼及获得救济权。[6][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丨%4年版,第88页、第89页。但问题在于，在我国这样一个现代税法理念还极其脆弱、改革共识极易破裂的社会中，这种形象而通俗的说法很容易沉淀为普通民众的基本认知，从而成为税收法治的观念障碍。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各项税收权力的存在、配置和行使，包括税收设定权、国家征税权、税款收益权等，都必须有明确法律依据，任何主体都不得享有法律之外的税收权力。

当然，《立法法》已经规定但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其他法律专属事项，如国家主权等，是不是也都需要在宪法中作相应对待，确实值得研究。[15]李炜光：《在一个现代国家,税收是人民和政府关系最根本的体现》，《南方周末》2012年3月9日。

在现代社会，虽然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物质基础，但它毕竟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私人经济利益向公共部门的强制和无偿转移，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或剥夺。来源：《法学》2015年第10期。[18] 其二，将现行《宪法》第62条所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3项职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修改为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财政税收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虽然对现有规定其他的基本法律作扩大解释，也可以把财政税收基本制度涵盖进来，但既然已经把刑事、民事、国家机构作了专门列举，那么把至少同样重要的财政税收也明确显示出来，才不至于造成列举上的遗漏．也才能突出财政税收在国家立法权中的重要位置。其三，在现行《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增加一款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4)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丽存在并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予以履行，任何人都不应承担法律之外的纳税义务。为何要课征税收，其正当根据是什么，这是在税收的历史上很早就一直阐述的问题。但是，税收司法权同样应当遵循一般的司法原理和规则，与普通司法过程相比并无独特之处，因此，任何对司法问题的讨论自然都适用于税收司法问题。[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进入专题： 税收 宪法关系 税收法定 税定于宪 。因此，这种设想面临逻辑上的困难。

而如上所述，税收对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收行为不仅是经济行为，而且往往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例如，《德国基本法》设有财政专章，详细规定了费用的分摊、财政援助、税收立法及分摊、财政平衡、财政管理、联邦和各州的财政关系等。

国家不再是简单地承担着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宁、提供国防外交服务的守夜人角色，而是要极有效地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增强国家实力、增进社会福利。[19]有学者建议在该条增加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等基本的税法原则（参见王士如:《中国税收立法的宪政思考——从税收法定主义谈起》,《政法论坛》2009年第I期）。财产权既是征税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又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在整个税权体系中，税收立法权具有基础性和原创性意义，它直接决定着税权的性质、结构、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是进行税收征收和税务管理等各项税收执法活动的前提和依据。[10]如果将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看作足公共产品的交易买卖关系，那就可能导致谁交的税多，谁就应该获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谁就应该对公共政策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13]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在任何一种国家形态中，政治统治都必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0]参见陈征：《国家征税的宪法界限——以公民私有财产权为视角》，《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本源，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同意而产生，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其存在和运行的根本目的。1689年光荣革命胜利后，英国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从而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税收法定主义。

这涉及到《宪法》与《立法法》之间如何衔接的问题,涉及到宪法体制与立法权配置之间的关系定位问题,显然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必须以法律规定。

经过民主程序由代议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依据法律的规定征税也就是依据人民的意志征税，得到议会授权也就是间接得到了人民的授权。这基本上是把立法法中的相关规定移了过来，主要是考虑到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首先是一个宪法问题，由宪法对其加以规定名正言顺。税收制度不仅是法律制度，而且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都必须附随于税收立法权而存在和运行，并从税收立法权中寻找其正当性根源。

可以合理调节财富分配，避免社会资源浪费，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16]帽因此，判断一项制度的重要性首先就要看宪法对此有无规定或怎样规定。

如此，《立法法》是无法对之进行规范与制约的，如果这些立法出现了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立法法》将无能为力。由人民的代议机关对税收进行立法，就使得人民同意有了现实的制度依托。

而无论是夜警国家还是全能型政府，税收的目的就在于满足国家向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三、从税定于法到税定于宪是税收法治的内在要求 在现代税收国家，宪法政治的内容归根结底表现为如何征收租税和使用租税。

太平盛世的壮丽辉煌与腥风血雨的兵连祸结，莫不与税收问题息息相关。为此，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将税定于法上升为税定于宪。2．税收必须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2．即使把君主体制下的税收定性为不平等利益交换甚至是掠夺，也不能就简单地推论认为民主体制中的税收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进行平等利益交换的市场行为。

当然，房地产税是否能发挥上述神奇功效，完全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话题，且需要实践的验证。[16]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曰。

[20]但是，纳税人绝不仅仅是义务主体，他们同时还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是权利主体。第4章第40条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可以稳定增加地方政腐的财政收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有助于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这可能需要对现行《宪法》的规范内容和体例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因此，可作为一种远景目标进行超前性的研究但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故奉文未将其作为可选方案加以讨论。